异类 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书摘

格拉德威尔以精彩的笔墨,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关于成功的等式,才智+社会环境+机遇+勤奋=成功。而我们过去常忽略的,便是其中重要的两项,社会环境与机遇。  李开复

序罗赛托之谜

 

“那里的人们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纪才死去。确实如此。”

 

Out·li·er :局外人,与众不同之人;名词

1:离开主体或者相关本体的东西;

2:一个在数值上能与其它样本显著区别开的可观察到的统计量。

宾夕法尼亚的罗赛托,只是意大利罗赛托的一个缩影,是一个不为周围社会所知的“世外桃源”——如果不是因为一位名为斯图尔特·沃尔夫(Stewart Wolf)的人,罗赛托也许依旧不为外人所知。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沃尔夫发现的罗赛托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与日常经历的地方与众不同的所在,一般的规则在这里不再适用。罗赛托的居民属于与众不同的人(outlier)。

沃尔夫首先想到的,是罗赛托人有着从“旧世界”沿习过来的特别的饮食规律,这使得他们比其他美国人的身体更健康。但他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喜欢用猪油做饭,而不是像过去在意大利一样,食用更有利于健康的橄榄油。

最终,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不是饮食,不是锻炼,也不是基因或者方位。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就在罗赛托自身

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人们在大街上唠家常以及祖孙三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种种神秘而又奇妙的益处。当时的传统观念认为,长寿的原因在于一个人自身——也就是说,取决于各人的基因。一个人是否长寿取决于个人的行为习惯——我们的饮食、锻炼、我们的医疗条件。没有人想过健康还和社团(community这个概念相关。【心理健康吧】

第一部分机遇

第一章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新约·马太福音25:29

球员的成功取决于其个人的价值——对球员的相关评价自然就相当重要,但对球员的评价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成绩和能力——而不是他人的成绩和其他无关的依据。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过去对成功者的关注都是些什么?我们总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个性,他们的才智如何,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或者他们是否拥有什么天赋。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顶尖高手,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禀赋。【突出个人价值】

当我们考量成功时,总有一本尺子植根于我们内心,这把尺子一味强调成功人士个人的努力,很少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

换而言之,我们只有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才能真正揭示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获得成功,而有的人却成功了

因为多年以来都没人注意到曲棍球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事实上,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才有一位名叫罗杰·巴恩斯利的加拿大心理学家注意到这种年龄相关(relative age的现象。

越是调查,巴恩斯利越是相信,他发现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加拿大曲棍球运动一项铁的规律:如果你观察曲棍球运动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卓越者中的卓越者——无论何时,你都能够发现,1月至3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40%,4月至6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30%,7月至9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20%,10月至12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10%。

事实上,一年中的前三个月并没什么特别的魔力,这种现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11日,这意味着,一个9岁的男孩必须是在11日之前满了9岁,才可以进入9岁以上曲棍球联赛,也就是说,一个在12号就已经10岁的男孩,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男孩,却只能暂时晾在球场一边——这个年龄正是发育的青春期,12个月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

但是大部分儿童家长想当然地以为,不管自己年龄偏小的孩子起初处于怎样不利的地位,这种劣势最终都会在幼儿园改变过来。但这仅是一厢情愿。这将又是一个曲棍球怪圈。一个学年中早期出生的儿童比晚期出生儿童的这点优势,始终都会存在。从这时始,这些孩子就被贴上了杰出者、非杰出者,他们或得到鼓励或受到冷遇,这种不同的待遇将长时间存在。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太效应”。《新约·马太福音》里面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也就是说,成功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变得更为成功。税收愈减免,富人获利愈大;教育愈优越,受到的鼓励愈多,优秀的学生愈优秀。9岁和10岁的孩子越是年龄偏大,越是拥有最好的教练,最科学的培训。套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成功是“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advantage的结果。职业的曲棍球运动员在起点上,只是比他的同龄人表现得稍微好一些。在起点上的这一点区别使得之后的差别越来越大,此后,这种刀锋效应又引起区别的进一步扩大——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让一位曲棍球运动员成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起初只不过比他人稍强一点罢了。

我们对那些成功者心存敬畏;对那些失败者却不屑一顾。我们大部分人因此变得逆来顺受。我们在判断谁能成大事谁不行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我们能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我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社会。【心理暗示与影响】

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就会发现法定注册时间对起步者非常重要。

学校同样能够这样做。中小学可以让1月、2月、3月和4月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夏季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秋季出生的学生组成另外一个班。这样能够让处于同一发育水平的孩子共同学习共同竞争。这种方法看起来比较复杂,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实际上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增加额外的资金成本,并且能为那些在教育体制下常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过错——搭建一个发展的平台。这种方法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管理评价机制——不仅仅局限于运动领域,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只要是与此相关的领域都能这样做。但我们却无动于衷,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总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仅与其个人的禀赋有关,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围世界——以及我们所谓的社会订立的规则——则与成功毫不相干。【环境同样很重要】

第二章10000小时的标准

“在汉堡,我们必须连续演出8个小时。”

1971年,密歇根大学新落成的计算机中心正式开放,,它所在的白色房间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其中最为有名是一位略显笨拙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比尔·乔伊(Bill Joy

几乎每个时代的心理学家都在不断探索你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是不是真有先天的才能?答案很显然:有

他们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成就是天赋与后天储备结合后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心理学家越是深入考察天才们的人生经历,越是发现天赋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后天储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

他们非常非常地勤奋刻苦,这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平,他的练习时间就必须超过10 000个小时——任何行业都不例外,”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Daniel Levitin)写道,“无论是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滑冰运动员、钢琴演奏家、棋手,还是作案屡屡得手的惯犯,对他们的练习时间进行统计的结果,一次次毫不例外地都得到10 000这同一个数字。10 00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练习3个小时,或者一周练习20个小时,或者是10年的练习时间。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练习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人。然而,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练习,一个人的技能就达到世界水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练习能让人脑吸取各种技能信息,保证一个人成为专家。”

练习不是让你一次就把事情做好,而是帮助你做得越来越好。

“当比尔还很小的时候,他就非常强烈地想了解他不知道的任何事情的任何方面”,他的父亲,威廉说,“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回答他。当我们也不知道时,我们就让他自己看书。

首先值得庆幸的是,盖茨被送到了湖边学校。在1968年,世界上有多少中学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第二件幸运的事,便是湖边中学的母亲们能够为学校计算机的运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第三件幸事,便是资金快耗尽的时候,刚好有位父母在电脑中心公司工作,而公司刚好需要找人在周末测试他们的程序,并且从周末做到周日晚上都行;第四件幸事,便是盖茨遇上了ISI,而ISI刚好需要人手帮他们开发工资单程序;第五件幸事,便是盖茨住的地方离华盛顿大学很近,从家里到华盛顿大学只需要步行就行。第六件幸事,就是刚好在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可以免费上机;第七件幸事,便是TRW——一家跨国公司——刚好雇用了巴德·彭布罗克;第八件幸事,便是彭布罗克知道,能够解决特殊问题的最好的程序员,是中学的两个孩子;第九件幸事,便是湖边学校允许他的学生在春季就读时间,到离学校数里之外去编程。

如果19751月是私人计算机时代的黎明,那么,谁又能占据最佳位置,去享受这个黎明的第一线曙光?

也就是说,到1975年时,您最好处于这样的年纪:不是太年轻,从而能够赶上这次革命,但又不能太老,不能错过了这次革命。在1975年,您最好是20岁或者21岁,也就是说您最好出生在1954年或者是1955年。验证这种说法并不难。看看比尔·盖茨,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比尔·盖茨:19551028日。这是黄金出生时间!盖茨就是出生在11日的曲棍球运动员!艾伦与比尔·盖茨一起创办了微软。保罗·艾伦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保罗·艾伦:1953121日。

软件行

业最令人尊敬的管理者,史蒂夫·鲍尔默。鲍尔默的出生日期呢?

史蒂夫·鲍尔默:1956324日。

乔布斯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生呢?

史蒂夫·乔布斯:1955224日。

软件革命的另外一位先驱是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2001年,埃里克·施密特成为Google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出生年月?

埃里克·施密特:1955427

假如他出生的时间再晚一些,那么编写Internet程序的这扇机遇之门就会向他关闭,计算机

天才比尔·乔伊或许也会成为生物学家比尔·乔伊。

比尔·乔伊:1954118日。

假如您认为这些时间、地点、出生的巧

 

合无关紧要,那么,就再看看太阳微系统公司其他三个创始人的出生日期。

 

斯科特·麦克尼利:19541113日。

 

维诺德·克什拉:1955128日。

 

安迪·贝托尔斯梅姆:1955930日。

 

第三章天才的烦恼(第一部分)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

 

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下定论的第四章几乎找不到“天

 

才”的字眼——除了标题之外。“我们看到,”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

 

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第四章天才的烦恼(第二部分)

 

克里斯·兰根才6个月大就开始说话,3岁的时候自己就学会了阅读,他是天生的聪明人。在一定程度上,先天能力可以用IQ来测量。但是社会悟性是一种知识,它是一系列需要学习的技巧,它应该来自于某处,比如我们生活的家庭就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处世态度和社会技巧的地方。

 

另一个原因——并且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到了权利观念的教育,这种意识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五章乔·弗洛姆的三节课

 

第一课成为犹太人的意义

 

想想这跟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的故事是多么相似。他们同样在相关的领域被摒弃,使得干一番事业的前景陷入黯淡之中。但——突然个人电脑革命爆发了,而他们已经在这方面倾注了上万个小时的心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弗洛姆有着同样的经历,他用了20 年的时间在世达律师事务所磨练着自己。接着世界变了,但他也准备好了。对于逆境的结束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反而,认为逆境的结束只是源于机遇。

 

并不是这些人比起其他的律师更聪明,只是他们所具有的并从事了几十年的技巧,突然之间变得很有价值。1

 

第二课:人口统计学的运气

 

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是大萧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没什么好的机遇,那是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如果那时候的一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可能会非常成功

 

第三课:服装业和有意义的工作

 

“毫无疑问,这些犹太移民在完美的时刻带着完美的技艺到来”,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说,“为了发现机会,你需要有特别的勇气,而这些移民工作努力。他们牺牲、他们精打细算、存钱并明智的投资。但是,你需要记住的是这些年服装工业发展迅猛。经济发展需要他们拥有的技能。”

 

路易斯和瑞吉娜夫妇,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一起来的人都得到了这个黄金机会。他们的孩子及子孙辈的人因这些服装工人晚上带回家的学问成为世界上的领先者,因而很重要。

 

服装行业创造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那些在这些家庭长大的小孩会意识到有意义的工作是需要不断操练的。想象一下,路易斯和瑞吉娜的孩子在看到父母快速取得成就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所学到的同一个世纪之后小艾莱克斯和威廉所学到的一样。这给那些想在法律或医药行业有所建树的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如果你工作足够努力而且可以为自己做全面的规划,那么运用自己的想法和想象力,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传承

 

第六章哈兰,肯塔基州

 

遗留下来的文化有很巨大的力量。他们有很深的根基并且会影响久远。他们坚持,一代又一代人,几乎完好无损,即使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和人口条件消失了,他们在指导这种态度和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世界没有他们。

 

第七章造成飞机失事的民族理论

 

霍夫斯泰德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用来分析文化之间的不同。今天“霍夫斯泰德维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举例来说,霍夫斯泰德提出,根据个人关心自我、看重自我的程度就可以有效的区分出文化的不同。他把这种衡量方法称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范畴”。如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那么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毫无疑问,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给公民提供全程医疗保险的工业国家。个人主义倾向性最低的国家是危地马拉。霍夫斯泰德的另一个维度是他的“不确定性规避”。一种文化可以忍受什么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据霍夫斯泰德统计,在国家范畴内,下面五个国家排在前五名-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法规、坚守计划并且几乎完全按照章程办事。

 

1. 希腊

 

2. 葡萄牙

 

3. 危地马拉

 

4. 乌拉圭

 

5. 比利时

 

最后面的五个国家-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最能够忍受不确定性。

 

1. 香港

 

2. 瑞典

 

3. 丹麦

 

4. 牙买加

 

5. 新加坡

 

在霍夫斯泰德的理论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无论怎样,没有一种文化代表好或不好;同时在其量表上提及的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并不能一成不变的代表任何来自该文化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来自危地马拉的人也有可能极度的自我,相反的,他所谈论的,或许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Nisbett Cohen 课下所讨论的话题。我们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会赋予我们更多的历史传统,使得每个人言谈举止都会留下文化的烙印,如一些行动模式会投射出我们的心理思维定势,并且每个区别都是非常具体的。举例来说,如果乘坐飞机,那么比利时和丹麦的距离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从外表上看,丹麦人和比利时人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如果你来到哥本哈根的街角,你会发现这里和布鲁塞尔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如果提及“不确定性规避”你会发现两个国家简直天差地别。实际上,在“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点,丹麦人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同僚更像牙买加人。丹麦人和比利时人共同分享欧洲广阔的自由民主贸易,但是他们却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的宗教传统,以及不同的语言、食物、建筑和文学-这要回溯到几万年以前。以上所有的差异导致,在特定的情况下,丹麦人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时的反应,与比利时人完全不同。在霍夫斯泰德的所有维度中,最有趣的一个就是被他称为“权利距离指数”的维度,简称PDI

 

权利距离指数具体而言,就是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为了测量它,霍斯德曾经做出如下问答:“在你的经历中,你遇到过多少次‘雇员因害怕权威而不敢对管理人员表达不同意见’的事情?”究竟需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利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利分配”?“那些资深的雇员受到怎样的尊重与敬畏”?“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呢?”霍夫斯泰德在他的经典著作《文化的结论》里指出,在低权利距离指数的国家里,权利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他们始终都试图低调行事。我曾经听说过一位瑞典(低PDI

 

国家)的大学官员说,为了有效的行使权力,他曾经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没有任何官威。领导们有时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官方的身份,而强调他们自然身份。在澳大利亚(低PDI 国家),众所周知,总理布鲁诺有时会开着路面电车去上班。在1974 年,我曾亲眼看见,荷兰(低PDI 国家)总理Joop 在葡萄牙度假期间,仅仅开着他的摩托房车停在一个露营地里休息。在高PDI 国家,如比利时或者是葡萄牙,发生在有权阶层的事却大相径庭。霍夫斯泰德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案例,几年前他曾经选取了同一行业内规模大致相同的德国和法国两家工厂进行比较,在法国工厂,管理人员的数量占全体员工的26%,并被授予具体的职务。而在德国工厂,管理人员的数量只占全体员工的16%,另外,法国工厂付给管理人员的工资要普遍高于德国工厂。

 

可以想象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结果将对飞行领域的人们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我们究竟需要在舒缓语气或团队协作方面做出怎样的努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降低驾驶舱内的权利距离指数。

 

第八章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的南方乡镇生活的人类学家Goncalo Santos 说道,“没有粮食,你就无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国的南方取得某种社会地位,你就必须要拥有很多粮食,粮食使社会运转”。

 

看看下面的数字:4853976。将它们大声读出来。看完之后用20 秒来仔细回忆,然后再按正确的顺序大声读出来。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那么复述正确的机率将是50%。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1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环是两秒钟,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记住我们在两秒钟内所说的或话所读到的内容。当中国人在读4853976 这一串数字时,每次刚好都是两秒钟。与英语不同,汉语中七个数字的发音只需要两秒钟的时间。这个例子选自Stanislas Dehaene 的《数字的感觉》一书, 在书中Dehaene 解释道,中国的数字非常的简易。大多数数字的发音只有四分之一秒,(

 

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相反的,亚洲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的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

 

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库·贝瑞曾经指出,稻田农业是种“技术作业”,如果你想获得丰收,你就要更加辛勤的除草、谨慎的施肥、多花心思灌溉田地以保持水位、调整合适的土层高度,努力耕耘每一寸土地。

 

Renee在数学方面并不具备天赋。类似斜线和无穷大这样的抽象概念对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她却给Schoenfeld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无论做任何事,她都有种强烈的意愿去弄清楚,她不接受敷衍了事,她不会”啊,你是对的,“然后就走开,并且这很不寻常。他将录像带回放到Renee面对难题的那个时刻,并指着屏幕说:“看,她做了两次,很多学生只是绕过做下一道题,相反,她却去思考,无论我怎么试,这题就是不对。我不明白。这个很重要,我需要一个说法。”然后当她最终得到解释后,她会说:“嗯,这才合适”。

 

如果在某个国家,Renee的这种坚持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深值在这种文化中的荣誉感将会毫无疑问的致使这个国家具备卓越的数学能力。

 

现在,当你将问卷排名与数学竞赛的排名比较之后,你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他们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来自某个国家的学生能够长久并专注的回答一份冗长的问卷上的每一个问题,那么通常这个国家的学生也具有解决数学问题的卓越能力。

 

第九章玛丽塔的契约

 

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之前在Chris Langan一章中谈到的家庭风格不同而对教育方面的影响。回到Alex WilliamsAnnette Lareau研究了一个9岁的孩子,他的父母相信协调培养,他被带到博物馆,还参加一些特殊的活动,还去了夏令营,以这些地方为课堂。当他在家里感到无聊时,有很多的书籍可以阅读,他的父母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他积极地融入身边的社会。这样就不难看到,暑假之后Alex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做的更好了。但是Katie Brindle不是这样的,这个小女孩的生活轨迹正好相反。家里没有钱送她去夏令营。她妈妈不能用车载她一些特殊的学习班。当她无聊时家里也没有书籍供她阅读,也许家里有台电视,或许她仍然可以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交到新朋友,在户外玩,去看电影,去过那种我们都向往的无忧无虑的暑假。虽然这些事情都不能改善她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技能。每一天无忧无虑的暑假都使她落后于Alex越来越远。Alex不一定比Katie聪明,他只不过比她额外多学习了。当她在看电视、嬉戏玩耍的时候,他在这几个月的暑假中学习。Alexander研究后的意见是,美国讨论教育的方式后退了。花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减少班级人数,重新设置课程,给学生配置人手一台的掌上电脑,增加学校的基础建设——所有这些学校所做的是根本的错误。但是回头看看第二个表格,显示的是9月到6月之间发生的,学校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那些没有完成学校作业的学生来说所安排的作业不够多。

 

突然间亚洲人数学优越性变得更明显了。亚洲的学生没有很长的暑假。为什么他们没有呢?他们的文化认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通往成功的道路,不可能给他们的孩子整三个月的暑假。

 

结语一个牙买加人的故事

 

我的曾曾曾曾祖母是被人在“鳄鱼潭”的奴隶市场买来的。而这一行为,反过来,给予了她的儿子,约翰.福特,肤的特权,使他没有过奴役的生活。戴西.福特接纳了这种通过西印第安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传承下来的可能性的社会文化,并代表她的女儿聪明地利用这种文化。而我母亲的教育得益于1937年社会动乱及常斯先生的勤勉。这些都是历史予以我的家庭的馈赠,—-如果当时那些杂货店的资源,社会动乱的结果, 那种文化的可能性,以及肤色的特权扩延到其他地方,那么现在,会有多少更多的家庭生活在一个一座小山上的美丽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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