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办(当次货危机改变世界)》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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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国怎么办

[书摘1]

“现在,战争的主角、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工具,已经变成金融而非笨拙的枪炮。同时,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主角,已经变成尖端的金融人才而非勇猛的大兵。”

[书摘2]

次级贷款与优级贷款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审贷程序上,优级贷款遵循比较统一和严格的贷款标准,这些标准由美国联邦政府支持的企业掌握,贷款利率在不同贷款者之间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发放机构则根据各自制定的“保险矩阵”来决定借款人的贷款利率,此矩阵包含风险评级、信用得分、贷款价值比、申请文件的完整性、收入等主要指标,借款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会使得借款利率相差甚远。

[书摘3]

美国房地产起起落落的背后有五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分别是利率、税收、人口变化、金融杠杆和居民生活方式。其中,利率、税收和金融杠杆是政府能够直接主导的因素。

[书摘4]

联邦政府还通过税收来鼓励购房。每年房屋贷款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

[书摘5]

评级机构是另一个弄虚作假、欺骗购房者的环节。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购买这些抵押证券的风险,华尔街的证券评级机构要在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过程给这些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这些评级机构的酬劳却是由投资机构提供的,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自然导致了评级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不良的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书摘6]

在纸币脱离黄金、白银和一切实物而变成代表财富的符号之后,货币与废纸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区分。

[书摘7]

例如,非洲国家津巴布韦近来物价飞涨,2008年3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令人吃惊的100 500%,当地货币的纸面价值已经低于纸的价值。而到了2008年6月份,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至2 200 000%。但独立经济学家认为,官方通货膨胀率被严重低估。他们估计,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已经高达10 000 000%~15 000 000%之间。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决定在2008年7月21日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

[书摘8]

那么,有没有一种财富储备方式可以不受金融危机的掠夺,不仅可以在危机中保值,在未来还能有数倍的增值呢?有,那就是资源,尤其珍贵、稀缺资源的储备。

[书摘9]

这里所指的资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包括煤炭、石油和铟、稀土等在内的日渐稀缺的矿产资源;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产品的研发、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日本在自然资源缺乏的情况下,通过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构筑起资源体系,同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囤积稀缺资源或收购、入股此类公司来弥补自然资源的短缺,奠定了其大国基础。

未来,纸币信誉的逐渐崩溃,是资源代表的财富成倍上涨的一个重要催化剂。

津巴布韦的现状,具有寓言意义,它在暗示我们一种趋势,一种纸

币—哪怕目前看起来尚且非常强势的货币,其强势状态只能是短暂的,而贬值趋势则是长期的和必然的。

事实上,纸币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纸币的发行者在最初的时候,就把基于纸币的这种掠夺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书摘10]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我国宋朝的交子,起初是由商人自行发行的。携带巨款的商人把现金交给“交子铺户”(相当于金融机构),“交子铺户”把存款人存放金银的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交给存款人,这种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是交子的雏形,存款人凭借交子提取金银和利息。

但是,一些唯利是图的铺户,滥发交子或挪用存款,然后闭门不出甚至一逃了之,致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引发诉讼。

这种做法让政府深受启发。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亲自主持交子发行。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扩大纸币的流通地区,把交子改名为钱引,并滥发钞票,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到1107年,宋朝的军费开支主要依靠发行纸币来解决,纸币贬值高达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宋朝滥发纸币导致纸币信誉的丧失,到明中叶,纸币重新被贵金属白银取代。

中国纸币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世界上重演。

纸币(包括其衍生出来的电子货币,它只是纸币的另一个化身)潜在的贬值源于货币掌控者的贪婪和不受抑制的欲望的膨胀,以及财政赤字下政府对通货膨胀税的偏好,这种状况正在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

实际上,在纸币贬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全球未来将逐渐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什么是资源为王?就是以有色金属(包括黄金)、煤炭、森林等珍贵自然资源和以高科技人才与知识产品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最安全的财富体系,这些资源既是重要的原料,又是最强势的最值得信任的货币,谁拥有的资源(尤其珍贵、稀有资源)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购买力。

[书摘11]

进一步说,将来哪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最多,哪个国家的以资源为依托的纸币就能得到更大的信誉保障。

[书摘12]

美国是主导废除金本位制的国家,但是它却深知黄金的重要性,在其他各国大力储备美元时,美国却重点储备黄金。美联储和财政部管理的美国货币储备黄金规模约为8500吨,占美国外汇总储备的56.5%,占全球货币储备黄金总数的27%,且从不卖出黄金。

[书摘13]

美国还储备石油,禁止近海石油的开采其实就是一种最天然的储备,也是成本最低的储备方式。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据统计,2007年美国日均石油消费2069.7万桶,其石油高度依赖进口,日均进口石油1221万桶。美国并不缺少石油。根据美国能源部情报署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209亿桶,居世界第11位。美国墨西哥湾、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近海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但是,美国一方面到世界各地控制石油资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石油资源严加控制。

[书摘14]

美国禁止在近海开采原油,除了环保原因,更与美国的长远石油安全战略有关。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通过封存本国石油资源,有备无患,不仅在石油战略物资储备上掌握了主动,而且随着世界石油资源的逐渐减少,美国将来开采出来的原油价格,恐怕已经是现在的很多倍!

[书摘15]

掌控着石油资源,就掌控了石油战争的最核心武器。

[书摘16]

据统计,日本99%的石油、73.3%的煤炭、99%的铁矿石以及100%的镍、锰、钛等稀有金属均依靠进口。

[书摘17]

全球争夺资源字体 资源不是货币,但是未来人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购买力将远远大于目前以纸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代表的购买力,资源不仅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货币没有的功能,比如,资源作为工业原料的功能就是纸币所缺乏的。

[书摘18]

家(其铁矿石的85%依赖海外进口),更应该喜欢铁矿石价格下跌才对。问题在于,早在多年以前,日本企业就走出去进行资源参股、收购,单就铁矿石而言,日本专门挑选储量大、铁矿石品位高、开采条件好、交通方便的矿参股或收购。无论是巴西、澳大利亚这些铁矿石大国,还是印度、加拿大等铁矿石的后起之秀,都遍布着日本资本的身影。这意味着,铁矿石涨价对日本企业将能够带来三大好处:

[书摘19]

其一,日本企业可以从铁矿石涨价中分一杯羹。由于日本企业对铁矿石资源的控制已经成熟(日本三井集团一家就控股4528.5万吨的铁矿石资源,占世界总贸易量的7.87%),它能从铁矿石涨价中获取丰厚利润。其二,将能削弱甚至挤垮中国部分钢铁企业,使日本钢铁企业因竞争性的减弱和钢材价格的提升而获取丰厚利润。其三,日本钢铁企业生产的产品多是高附加值产品,技术含量高,日本企业在这类产品的定价权方面非常强势,受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技术发达,日本对铁矿石的利用率为世界最高。更何况,日本钢铁企业更容易借助铁矿石涨价的借口提高产品价格。正因为这些因素,最近几年,日本企业连续在谈判中出损招,屡屡陷中方于被动地位。

[书摘20]

以前面提到的我国近年发现的仅有的几个世界级金矿为例,贵州省黔西南州烂泥沟金矿(远景储量在150吨以上)被澳大利亚澳华控股;辽宁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远景储量达300吨)被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掌控,控股比例高达79%;云南东川播卡金矿(探明储量为150吨),被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控股比例高达90%。

[书摘21]

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稀土资源,另一方面,和日本、韩国等国联手压低中国稀土的价格。美国从中国购入的稀土的价格竟然低于其在国内开采稀土的成本!

[书摘22]

中国的稀缺资源被以令人吃惊的价格贱卖。从1990~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信、超导等材料呈几何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一些稀土企业的代表说,按照目前的价格,稀土企业的利润一般在1~5%之间。就算最高达到5%左右的利润,卖的也是土的价钱。

[书摘23]

外国人拿着印着代表货币的符号换走了我们珍贵的资源,一旦将来我们资源短缺,想再重新买回,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假如人家根本就不卖呢?这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了。

[书摘24]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隐性的资源贱卖方式,那就是以资源为依托的低附加值产品。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变相贱卖我国宝贵的资源,另外搭售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初级产品以接近资源的价格被卖到国外,他们将这些初级产品精加工后加价几倍再卖给我们,我们靠卖资源和苦力赚的一点血汗钱,转一圈后就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们一无所获,还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牺牲了健康。

因此,资源被贱卖乃是中国最大的疼痛。

必须认识到,资源并不是可以无节制地浪费的。

[书摘25]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谬误:我们把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由此给中国带来的财富的损失和国家安全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书摘26]

次贷危机的恶化,使得海外一些资源类企业的市值大幅缩水,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会,走出去,积极收购或参股矿产资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好储备。倘若再不抓紧时机,趁着次贷危机后全球需求下降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机会,积极储备实体资产,在美元霸权机制下,天赐的良机就可能再次擦肩而过。

中国必须尽快觉醒:以最强烈的紧迫感保护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储备资源,这是将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重要保障!

[书摘27]

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储备,与稀缺的自然资源一样,被一些国家置于经济安全的重要位置,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相关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书摘28]

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如何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那就是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这是多么“美好”的交换啊!

[书摘29]

美国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原因有三:

其一,确保其技术领先优势,而这种技术领先优势所支撑起来的强大国力,为其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套取全世界的财富,创造了条件。

其二,防止其他国家将相关技术运用到军事武器研究方面,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与强大的高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是美国吸引全球资金涌入并让其有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

其三,牢牢地控制技术发展优势,意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因技术资源的缺陷而贱卖自然资源换取外汇,从而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难以颁布限制甚至禁止稀缺资源出口的法规,坐享中国的稀缺自然资源。同时,使得新兴国家由于研发能力弱、技术落后而沦为最廉价的加工车间,既帮助美国分担了通货膨胀压力,也使得美国可以用少量的高科技含量高的成品换取大量的最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书摘30]

面对已经到来的资源为王的时代,中国应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打造出一个以高科技产品为核心的珍贵的资源体系,唯有此,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到了该觉醒和有强烈紧迫感的时候了。

[书摘31]

内需萎靡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

[书摘32]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较小。

[书摘33]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

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并使腐败有机可乘。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

[书摘34]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

其一,当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需求时,意味着我国商品处于买方市场5 格局下,国外消费者占据着主动权,他们通过挑起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获得更低的售价,导致国内大量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被贱卖。由于我国企业获取的利润很有限,无法给予工人更多的工资,从而形成进一步依赖国外消费市场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

其二,由于我国内需不振,产能过剩,为了在和周边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使国外的消费者接受我们的产品,政府往往会对电价、油价等进行财政补贴,以维持我国相关产品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这实际上意味着财政间接补贴国外的消费者,导致中国国民福利外流。

其三,国外的消费者在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外国政府常常以此为由,对中国出台不公正的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或者以此为由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等进行干预。

[书摘35]

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企业的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

为了寻求贸易平衡,中国往往会集中采购相关国家的产品。比如,每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后,中国都会赴美集中大量采购美国的相关商品。

[书摘36]

来自于国外市场的风险,成为悬在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给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和规划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惑。

其四,经济安全受制于人,就可能在外围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经济动荡,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书摘37]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亦即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产出或产品过剩,反映在市场上就是供给过剩;二是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过剩;三是劳力过剩,表现为就业率下降或失业率上升。

[书摘38]

由于内需不足,我国许多商品的供给是过剩的。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长期过剩的就有620余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低价倾销”。

[书摘39]

其五,内需不振,拖住了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

高耗能、高污染、高损耗资源的发展模式,虽然确保了GDP增长速度,但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污染,给经济发展甚至给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书摘40]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对1981~1996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39个市县、256份文献共11 726人的精子分析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降幅达40%以上。

这还是过去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两院院士钟南山指出: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以前每毫升含5000万~1亿个精子算是正常,现在3000万就算正常了。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7 事实上,现在全国各大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都经常是人满为患。

[书摘41]

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曾撰文指出: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过去,我们把经济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对不足这一矛盾所致。但现在看来,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姓资姓社,都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作为经济危机表征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而且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书摘42]

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抑制内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没钱消费。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公众收入较低。

[书摘43]

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

[书摘44]

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1988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资落后于GDP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模式。

[书摘45]

,《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和2005年这三年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高于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书摘46]

另外,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最常见的数据是: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炒房,推高房价,进一步抑制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动力。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书摘47]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小,后顾之忧小,自然也敢于消费。反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担忧大,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养成储蓄的习惯,不敢轻易去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需要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并受到高房价的困扰,这些负担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书摘48]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同步进行。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进程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公众的收入结构改革滞后,人们因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增加的消费支出,没有能由收入(货币工资)的相应增加而得到充分补偿。

[书摘49]

尤其须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是蚕食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在许多城市,购买一套房,相当于消耗掉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至于那些按揭买房者,在长达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平常不得不节衣缩食,高房价透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当开发商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巨额财富的时候,牺牲掉的是民生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内需。

[书摘50]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书摘51]

任玉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2003年这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8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3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书摘52]

该报告指出:如果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情况分析,行政支出成本确实存在着不断膨胀的事实,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种膨胀基本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同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21.97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68.82倍和66.03倍;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支出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

[书摘53]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与“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不无关系。2008年11月28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指出:“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元。”

[书摘54]

而“三公”消费增长过快又与行政机关的膨胀有关。王锡锌指出:“我们辽宁的铁岭市,一个304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个副秘书长。另外有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多万人口,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的确是令人震惊。”16

2008年11月,辽宁铁岭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贫困县湖南平江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等现象,成为全国各大媒体热炒的焦点话题。这些全部源于政府网站的信息,反映出机构臃肿、官员过多的弊端。

政府机构越大,开支自然越大。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书摘55]

第四,由于惩罚性措施不够严厉和系统,执法不严,使得我国消费领域的社会信用水平较低

[书摘56]

1960年12月27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优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书摘57]

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国力迅速提升的秘密。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每年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工资水平就已经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消费能力和国民的敬业精神,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说明,国强民富乃是相伴而生,国强必须有民富作为基础。21

[书摘58]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日本人均GDP从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只用了7年的时间,而美国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原因在于,日本的财富分配是向居民个人集中的,而美国则是向企业集中的。两者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比美国财富向企业的集中,更能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日本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为日本海外投资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日本海外资源的收购和海外市场的扩张。

由此,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日本,国力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大肆收购,大有买下整个美国之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的名言在日本广为流传。如果不是美国动用货币武器给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一次刻骨铭心的回击,今天的日本不知道该多么令人畏惧!

[书摘59]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国民个人倾斜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迅速、国力越强大。

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用货币战争大伤元气的日本,经济显露出衰退迹象。倘若日本再次实行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宏大计划,日本经济或许能走出泥潭,实现二次腾飞。遗憾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占据国外市场,而不是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增加国民的收入,拉动起内需,结果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书摘60]

日本既给我们带来了经验,也带来了教训。经验是民富则国强,教训是民穷则国衰。

[书摘61]

要想实现国强,须首先实现民富,因此,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我们首先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向国民个人倾斜,其次是企业,最后才是政府,而不是延续目前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状。唯有此,中国经济才能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实现最优效率的增长。

[书摘62]

其实,民富国强的道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

墨翟强调古代的明君“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富国篇》中对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民穷则是国衰之先兆。

[书摘63]

最终实现民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可以效法日本,实施类似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样的计划。

第一,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书摘64]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应该走以下发展路径: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再增加民众的收入。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使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民众收入的提高变得遥远,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早就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

[书摘65]

又有人提出,以政府投资来带动消费增长。结果怎么样呢?

建国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多投入到直接的经济建设活动中。然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弊病非常明显。政府财政支出的能力毕竟有限,大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则意味着投入社会保障领域资金的减少。同时,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楼堂馆所越建越多,形象工程越建越多,真正落到实处的不多。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将直接导致老百姓害怕风险波动、花钱谨慎,更会使低收入的人群陷入困境。“有钱不敢花”,或是贫者更贫,消费不畅,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抑制财政收入的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可见,一旦财政体制异变成为“经济建设财政”,其结果反而会恶化增长方式。24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小而损耗大。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的国力才能实现快速腾飞,民族复兴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书摘66]

要实现民富,就应该在增加就业和减税方面做文章,而减税本身就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

[书摘67]

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免征额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免征额定为24 600元以上或许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陷入2年不到免征额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

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免征额低却使它走向了反

面—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诚如清华大学教授王一江所言,免征额过低压制了中等收入者,而这部分人恰恰是社会中坚力量。

[书摘68]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书摘69]

社会保障机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直接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二是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三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

[书摘70]

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

一是必须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

[书摘71]

二是确保公众分享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产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结构性严重不足的另一个原因。以医疗为例,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书摘72]

第三,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的资金。

[书摘73]

这种节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控制人员规模,做到“精兵简政”;节约行政开支,做到既廉洁又廉价;提供高效率的优质服务。

[书摘74]

2007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指出,从1986~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倍和12.7倍。“可见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

[书摘75]

据《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北京市曾经对全市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

[书摘76]

我们的政府部门存在着铺张浪费的现象,关键在于预算不严格,监督力量缺位。这需要强化预算制度的约束力,并加强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力量,促使政府改掉陋习,在节约方面做出表率,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产品方面,消除公众的后顾之忧,为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书摘77]

众所周知,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的本性。在利润刺激下,人很可能利令智昏,时时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犯罪冲动,如果悬一把足以让人倾家荡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头顶—动辄上亿、几十亿美元的惩罚性罚款,那么就会约束着企业主牢记违法的巨大代价,加强自律。

[书摘78]

此外,在我国,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的房屋、汽车等大宗商品,在许多案件中,却不被列入生活消费用品之列,33 因而,也就不能依据消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来维护自身权益。

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基本上被排除在双倍赔偿之外,使得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民众维权成本的高昂和获得赔偿的微薄,也导致生产厂家无视产品质量,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也为生命安全埋下了诸多隐患。

[书摘79]

法律的这种宽容,导致我国消费者在一些事件中受到羞辱性、歧视性的对待。人们尚且记得东芝笔记本事件:2005年5月,日本东芝公司宣布“只赔美国人不赔中国人”,东芝公司最终承担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用于向美国用户支付和解金、发放购物券及支付原告律师费。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处理办法则是:在东芝的网页上公布了一个补丁软件,让中国的消费者下载后安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类似的事件多次重演。

[书摘80]

具体到三鹿奶粉事件,还要补充一点。三鹿事件除了暴露出我国法律惩处力度的不足,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财政对奶业扶持力度的不足。

[书摘81]

而在欧盟,奶牛被归入农业政策之列,每头奶牛每天可以获得2.5美元的补贴。据世界银行统计,日本的奶牛得到的补贴更多,每天得到7.5美元的补贴。假如日本奶牛和它们的欧洲朋友一起环球旅行,它们能坐公务舱。

[书摘82]

欧盟对奶牛的补贴,源于共同农业政策,它是现代欧盟的中心政策,目的是保证食品供给采用承受得起的价格,并保证农民过上不错的生活。34

[书摘83]

对于汽车的双倍赔偿,目前法院的判决各地不一,绝大部分不支持双倍赔偿,但个别地方支持。对于房屋,仅限于“面积”适用。根据最高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一)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含3%),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但对于房屋质量,没有类似的双倍赔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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